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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》中，财政部部长肖捷的文章《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》备受关注，文章明确指出了房地产税和个人所得税改革的路径，即按照“立法先行、充分授权、分步推进”的三大原则，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实施。对工商业房地产和个人住房，按评估值征收房地产税。适当降低建设、交易环节税费负担，逐步建立完善的现代房地产税制。一时间，房产税再次成为热门议题。很多媒体认为，房产税征收的原则、环节，甚至是细节，都已经明了，房产税是不是马上要来了。笔者认为，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亟待正本清源。

自2003年首次提出“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”以来，有关房产税征收的各种观点、争论就没有停过。但十几年来，围绕房产税的争论和推理，多数陷入老掉重弹、冷饭再炒。房产税改革本源与市场纷争之间，那层厚厚的迷雾始终没有散去，即房产税是现代税制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意在打造公共财政和提高政府治理能力，而微观层面往往囿于房产税对市场的影响等片面角度。作为现代税制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基于“税收法定”，立法理当先行于征收。2017年初，房地产税法列入本届人大五年立法规划，但随后被列入了预备级研究论证项目，视情况安排审议。

可见，房地产税立法很难。首先，我国没有对个人直接征税（个人所得税为“就业单位代缴”）的传统，涉及民生和私产问题需要谨慎；其次，房产税征收的技术条件尚待成熟，比如不动产登记“四统一”（登记机构、登记簿册、登记依据和信息平台）还未完成；比如，房价波动频繁，如何确定公允的征税基价是个难题；再次，不动产形式多样、产权复杂，小产权房等违法建筑要不要征税（不征收则不公平，征收则难以评价）。但形势已不同，我国经济社会已步入“新时代”，淡化数量增长，强调民生和包容性发展，这与过去强调经济增长、“做大蛋糕”完全不同。

作为政府治理和公共财政的重要载体、协调公平与效率的重要工具，税收制度也要顺应经济社会“新时代”。举世瞩目的十九大，重新定义了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，并提出了攻克主要矛盾的路径，即“鼓励勤劳守法致富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，增加低收入者收入，调节过高收入，取缔非法收入”。改革开放不到40年时间，我国迅速从一个国民共同贫穷的国家，发展到富豪数量增长最快、数量排名前列的国家。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心统计，房产一直占我国家庭资产65%-70%的份额，比美国高出2倍，房产增值收入占我国家庭财产增值90%以上的份额。

由此，我国收入不平等主要是财产收入上的不平等，而不是工资收入上的不平等。更要命的是，国际上普遍存在的调节个人收入差距的“四大利器”，个人所得税、资本利得税、遗产税、不动产税都是缺失的（个人所得税基本沦为“工薪税”）。因此，考虑财产收入后的基尼系数值，应该高于国家统计局2014年披露的基尼系数（0.47%）。以资产占有和增值为载体的收入差距，除个人勤奋外，经济“双轨制”、资源低价利用（如环境和人力资源）、套取法制规章漏洞、代际传承等半市场化，甚至非市场化因素不可忽视。从财富公共性、社会性来讲，理性通过税收调节。
而且，我们面临严峻的形势。一是改革开放30年以后，第一代人群（特别是富豪们）要把他们的财富向第二代转移，第二代（70后、80后）人群的“财富观”将决定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、财富创造和社会创新的格局；二是进入权力和垄断部门以获取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观念和风气盛行，并有主导社会主流财富观再造的危险趋势。近年来，“拼爹”、“啃老”、“一夜暴富”等观念流行，突出的例子就是家长对下一代（甚至下下代）从“幼儿园”到“成家立业”的安排，为后代买房子、买保险，下一代（甚至下下代）不用任何努力，就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。

财富如此流动格局下，社会阶层和结构固化，而个体努力、科学发明和勤劳致富的风气渐行渐远，整个社会创新动力、公平竞争机制日益弱化。推出房产税，以及肖捷部长文中同时阐述的“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税制度”，要站在客观对待上一轮市场化改革历史遗留问题，解决问题并开启市场化未竟改革的高度来看待，站在给全体社会成员传达正确的财富观、个人机会均等、自由流动、激励个体努力工作等正面信号来看待。唯此，财富创造的势能才能不断拔高、个体坐享其成的懒惰风气才会受唾弃，个体努力和竞争使社会财富水平不断增长的渠道才永续畅通。

也唯有此，十九大提出的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路径，才能走下去。综上，肖捷部长关于房产税新动向的表述，首先意味着，尽管还有诸多制约，但“房产税已在路上”，就像退休前财政部长楼继伟所言，“义无反顾地推进房地产税制改革”；其次，房产税只是房地产税制改革的一部分。顺应住房回归居住属性、公共产品属性的新时代，顺应房地产存量时代，传统的“重流转、轻保有”的税负链条需要重构。首先，房价不会大幅上涨，增量空间有限，存量利用来临，开发销售领域集中度提升、竞争加剧，这就是肖捷部长提出“建设和交易环节税负降低”的原因。同时，新型城镇化继续推进，“以人为本”的宗旨落地，人口向城市集中并“扎根”，产业升级和公共服务趋于完善，助推存量房产价值提升。因此，降低流转环节税负的同时，要提升保有环节税负。

再次，肖捷部长提出“充分授权”，这是基于房地产鲜明的“属地化”特征，要给地方充分授权，激励地方决定本地方案。这意味着，房产税是地方税种，且将在条件成熟的大城市率先推出。肖捷部长在文中指出，“保持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的前提下，科学确定共享税中央和地方分享方式及比例，适当增加地方税种”。笔者认为，无论是税制顺利过渡，还是公共财政建设，或是地方债务风险“软着陆”，抑或国际惯例，房产税都将是地方主体税种之一。

首先，构建内需和民生社会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，需要增加公共服务投入，房产税直接与公共投入挂钩也就是，开征房产税有利于增加公共服务投入；其次，房产税成为地方主体税种，地方必然设法增加公共服务以涵养税源，公共财政建设水到渠成；再次，当前地方政府债务负担重，60%的债务与土地有关，从土地出让金到房产税的过渡，这是较为平稳的选择。综上，房产税推出、房地产税制改革，从全体国民的总福利来讲，这是重大利好和制度创新。